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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太:关于“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主张的几点认识

收藏 分享 2013-6-1 16:41| 发布者: lygls| 查看数: 2678| 评论数: 0

摘要: 作者:陈红太 宪政来源于西方文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共产党人的“保障人权”,不是以资产阶级所说的抽象和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阶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为基础;“社会主义宪政”概念不能替代“社 ...

 

 

作者:陈红太

 

 

宪政来源于西方文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共产党人的“保障人权”,不是以资产阶级所说的抽象和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阶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为基础;“社会主义宪政”概念不能替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实质;宪政主张的制度设计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践和运行机制有较大差距;宪政话题被重新提起,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宪政提出的问题和困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可以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不是搞“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本质上更不是搞宪政,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宪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一、宪政来源于西方文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

“宪政”又称“立宪主义”,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发源于英美,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接受“宪政”观念。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主义”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所谓“君民共主”。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人民大众执掌政权,知识分子执掌治权。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同国民党专制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也使用过“宪政”概念。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当人民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开始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替代“新民主主义宪政”概念。此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用的宪政概念,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治和政体概念的宪政概念,不被中国共产党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行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宪政的概念和理论不仅被重新提起,而且逐渐成为一个被法学界普遍接受和通用的概念。现阶段人们谈论的宪政概念及其内涵,已经不仅仅限于“立宪民主”的解读,而是更多地受美国宪政思想和经验的影响。美国宪政突出的是“宪法至上”,“分权制衡”,“法治政府”,“有限民主”,“保障人权”。基本精神就是通过成文宪法的形式实现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实现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制衡,保障人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法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宪政包含民主、法治、人权三个要素”。符合宪政精神的宪法应具有:人民主权的宣示,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府,违宪审查机构的设立,稳定的司法独立制度的保障,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无论宪政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多大变化,宪政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人权、限制政府权力,这一点是自始至终保持不变的。”

法学界普遍承认,“宪政”一词,不论理论观念,还是制度实践,都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宪法文明中引进和借鉴来的,所以,与“宪政”一词相关的话语不可能脱离西方社会的法制文化背景。对于宪政的实质,美国学者萨托利作了这样的概括:“无论过去和现在,立宪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也认为:“当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复兴是分不开的。知识界当前对宪政的诉求恰恰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

 

二、宪政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或逻辑思辨问题,而是具有特定权力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政治制度运作。

现在人们对宪政问题的讨论,一个重要的主张是认为宪政价值具有“普适性”,比如保障人权,比如建立有限政府等等。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些说法似乎是正确的,但把这个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内,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哲学思辨。

比如现在宪法学界对宪政普适性的论证,认为,宪政包括三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倡导“民主、法治、人权”,那从逻辑上说,我国只是没有使用宪政这个概念,实际已经在实行和提倡宪政,怎么能说社会主义不该提倡“宪政”呢?又比如说,宪政就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政治形态,中国有宪法并实施了宪法的规定,那怎么能说中国没有宪政呢?既然在搞宪政,那又为何不能用“社会主义宪政”这个提法呢?这样的一种分析和判断,完全是一种演绎式的逻辑思辨。先设定一个前提,或提出一个预设,“宪政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前提或预设,进行条件举列,符合条件的前提或预设,就得出相应的判断。不涉及宪政在各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涉及各国以及不同时期的宪政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政治阶级关系,不涉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这些历史和现实、政治阶级关系和本质区别,统统被这些概念符号概括和抽象掉了。对现实政治发展和政治价值作出判断,只根据这些概念符号进行逻辑推理或简单的列举几条理由就可以了。这是目前学界对宪政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倾向。

这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抽象的、概念化的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宪政问题研究,把宪政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否相容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实践问题,需要进行审慎的符合实证研究规范的经验科学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完全的哲学思辨的问题。这在目前的宪政研究中却是最常用的证明逻辑。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科学的社会问题研究就不是在概念和理论以及思辨逻辑中间打转转,而是要深入到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实践中去,用经验事实的因果关系和相互联系而不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解释社会发生的现象,揭示社会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目前学界对待宪政问题的研究,似乎都可以不顾宪政在各国的实践,以及它体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阶级关系的实质,把宪政作为一种超越各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的所谓“普适性价值”,作为一种抽象的、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历史的存在物和政治文明标志,拿到哪个国家都可以适用。对宪政的经验研究,如果不结合历史实际和现实的实践,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不符合经验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

 

三、共产党人的“保障人权”,不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和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阶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为基础。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目的,在宪政主张者那里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这里有两个观点必须加以重申。第一,人或人权问题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第二,人权的保障或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能在阶级关系或市民社会的改造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的立脚点不仅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也不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是由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形成的集团或阶级中的人。人一方面受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制约,同时也在社会实践中能动地改造这些关系,人的本质统一于社会实践。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不是语言符号意义的抽象的个体,也不是单纯的从某种学科视角总结出的“共同性”,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统一体,而是生活在特定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所追求并付诸行动的主体。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是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果,取决于具有共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群体的能动程度。人权保障和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不是通过抽象的演绎逻辑和思辨,或者在法权意义上就可以解决的。大多数个人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要以阶级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没有整个阶级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阶级中的个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谈个人的权利保障和自由发展,这仅仅对社会上极少数的人有意义,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是个伪问题。建立在抛开社会阶级利益关系的所谓人权,不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得到验证或实现的权利。

保障人权,使最广大的劳动阶级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和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目前人类所能提供的经验来看主要靠两方面条件:一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度,一是政治上的人民政权,实质是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公有制度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产权关系的公有制,一是分配关系的公有制。产权关系的公有制强调生产资料的公有、生产的计划性和按劳分配;分配关系的公有制强调产权关系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和对价值的再分配职能。政府在价值分配的环节上起主导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作用。没有公有制,人权保障就失去了社会经济基础。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稳固的人民民主性质的国家政权,不可能培育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观念体系,不可能实现人人真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也不可能保持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为人民服务的性质。

人民民主性质的国家政权或人民政府,不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上的保证,更是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权利自由的政治上的保证。判断一个政权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还是资本主义的政府权力,主要看这个政权是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础地位,是否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果一个政权名义上打着人民政权的旗帜,实际上却在维护和实现少数资本或强势集团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的是社会少数人或资产阶级的人权,那这个政权实质上已不是人民的政权而是资本或社会强势集团的政权。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政府权力是否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是否保障了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你实施的政策和法律,你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实际上使哪些人受益,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是最广大的劳动阶级,还是社会少数的资本占有者或强势集团?你保障的是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权利和自由,还是社会资本或强势集团的权利和自由?这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所谓的“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权”的问题。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是限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充分发挥政府权力的效用问题,不是保障抽象的“人权”问题,而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权利和自由的问题。

 

四、用“社会主义宪政”概念来概括或统领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既不科学也无必要。

近期学界对宪政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内涵、功用和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发。这种理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宪政”“是指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执政为民、尊重保障人权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为这一概念是“全面概括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科学内涵,引领中国未来民主法治的发展,从制度上、程序上落实‘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的“上位概念”。并强调,“社会主义宪政”的提出,是对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新总结,对“三统一”的新探索,是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举措,是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的新思路。用“社会主义宪政”概念替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概念有没有这个必要?是否科学?这两个概念哪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具有解释力”?这并不取决于某些学者在概念含义或字面上作出何种解释,而是取决于学界的普遍共识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检验。

一般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学者,对宪政最简洁的解释是:“宪政,政治而带有‘宪’字,表明了它是依照宪法的规定而运行的政治。”“它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了的政治。”“宪政者,宪法政治也;宪政即宪法政治;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推行的政治。”这样对“宪政”的解读,实质就是把宪政解释为“依宪治国”。如果用“依宪治国”解释“宪政”,那么宪政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上位概念,而且与“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等概念相比,它的“包容性”和“解释力”都要窄得多。因为“依法治国”的“法”,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包括“宪法”。胡锦涛总书记就说过:“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内涵揭示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这样的一种解读出发,“社会主义宪政”概念仅仅是“社会主义法治”或“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法治”或“依法治国”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社会主义宪政”概念的含义要宽得多、也更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所以,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学界一般对“宪政”的理解,怎么也得不出“依宪治国”或“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上位概念”的结论。

这种过分夸大法治和宪政作用的立场,也不符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实际。我国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目的是为党的领导和执政、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提供稳定持久的实现方式和制度上的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就讲过“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也不单单是法制建设的加强,更应看到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优化和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完善和基层民主的大发展,更应看到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广泛创新等等。尤其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已经作出了精要的概括,其要点是: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条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符合党领导人民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有清晰明确的概念表述,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是我国政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30年的政治理论建设实践也能够证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创新实践中,不断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和学术加工,持续地丰富、发展并创造出符合我国政治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需要的新概念和新提法。“宪政”包括“社会主义宪政”概念不是基于我国政治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它的人民性、科学性和实践性都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和证明。怎么能草率的把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色彩的概念,必须搬来用于作为指导我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统领性概念呢?

 

五、宪政主张的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践和运行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主张在中国搞“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在制度设计上比较共同的主张有:宪法至上和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人权制度的完善和落实等。我们认为,总的来说,宪政主张的制度设计和批评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践和运行机制有较大差距,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各国的实践者,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像“宪法至上”、“法律至上”这些被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的命题。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法治事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越阶级特权的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从本质上是阶级意志和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把“法治”或“依法治国”看作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现人民的真正当家作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谓“宪法的正当性”落实到制度层面是指宪法制定和修正的过程,要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制宪权和在宪法规范中充分表达人民的核心价值诉求。从宪法制定的过程来讲,唯有人民的充分参与、民主程序的设计,才能保证宪法来源上的正当性。我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正,本质上是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得到集中体现的过程,是不断扩大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不断完善宪法修正的程序民主的过程。宪政主张者一般批评我国宪法修正过程过于突出领导人的意志和党的领导意志,人民在宪法修正过程中的参与还不够充分,宪法制定和修正的程序民主不够完善。这些意见都是应该给予充分尊重和考虑的。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是所有宪政主张者的一致意见。在宪政主张者看来,所谓法治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政府权力要受到法制的约束,所谓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首先集中体现在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宪法对国家权力以及一切政治组织权利的制约。宪政主张者认为,“宪法不是摆在那里给人看的,宪法的权利受到违反,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有违宪的审查,或者说宪法意义上权利的保障。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诉讼的保障,权利是空的”。违宪审查是现代欧美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有多种模式。违宪审查主要是解决法制冲突、权限争议,维护宪法权威,实现宪法权救济的一种机制。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建立适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违宪审查的西方模式不符合目前我国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试行都可能具有某种突破现行宪制规范的性质。通过试行某种制度,在取得经验和成功后把制度创新的成果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违宪审查的制度机制不是我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现实需求。

宪政主张者认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扩张的自发性和权力行使者的贪欲必须加以限制。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用法制和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落实就是实行司法独立制度。司法独立保障法治的权威,使民主议会和政府行政权都在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之下。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从而避免任何一种国家机关的专权和对权力的滥用。这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政国家权力制衡的精髓,也是法治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实行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制度。我国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法制完备、人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法治监督制度,目前虽然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很不完善并缺乏实际效能,但决不是照搬了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制度模式,就可以解决中国政权体制的合理配置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实践经验的积累中逐步进行探索来解决。

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人权制度的立法要求会愈加迫切,人权保障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中国的人权保障,有两点须强调,一是共产党人的人权保障首先要做的是保障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权利和自由,在维护和实现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会得到保护和落实;二是人权保障除必要的法制建设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创造使人权得到真正实现和落实的条件。要通过科学发展,保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制度建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要发挥政府的价值的再分配职能,使人民共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能够让人民共享。创造条件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不均,实现共同富裕。像普选、结社、言论自由等项权利都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得到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落实。

 

六、宪政话题被重新提起,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

西方和国内敌对势力以及一些倾向自由化的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利用宪政问题大做文章。他们相继利用“修宪”、“司法独立”、“维权运动”等名目,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宪政”热潮。比如“维权”运动,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表白:“假如我们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项,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宪政主义的制度变革。这种立宪政治的可取形态,就是维权政治。”有人认定我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党独裁”或“党专制”,必须除之而后快,把“宪政”看作是改变“党专制”最好的制度安排和政治体制改革最佳的突破口。“宪政是当今中国在民主道路和强权政府之外可供探讨的第三条道路选择。”我在这里劝告天下善良的人们,阶级斗争扩大化虽然造成中国人最不愿触摸的伤痕,但我们决不能天真地认为,当今之世就真没有阶级斗争了。确有人宁愿天下大乱、灾祸横行、百姓蒙难,也不希望共产党好,社会主义成功。

宪政的提法和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可,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革,一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信仰动摇,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加之一些领域的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从而使得各种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并有屡绝不止、不断蔓延之势。对此,一些人寄希望于宪政,认为只有宪政这种主要以限制权力、保护人权为核心精神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而法学界的一些人士由于对宪法缺乏权威性和实施状况不满,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是“依宪治国”,只有实行宪法规范下的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呼吁实行宪政。对道德自律的失落和对法治的倚重,是现在许多主张实行宪政者的无奈之举,也是宪政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宪政关注的问题,可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认为只要实行宪政,才能够解决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是不全面的。腐败发生的机制固然与权力缺乏监督、个人或小集团专断以及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过分集中有关,更与社会转型期制度缺位、理想信念自律机制失范和思想政治工作虚化有关。所以,反腐败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纯的一个“限权”就可以解决的。保障人权,防止政府权力对人权的侵害,不仅是宪政的核心主张,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形成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解决人们在经济社会权利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从根本上铲除个人或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造成的权力腐败问题,又要通过制度完善和体制创新从制度文化和制度机制上解决权力腐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体制缺欠。制度建构可以从技术层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腐败问题的发生,但真正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还要依靠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成熟。只有实现了最广大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大大压缩公权力腐败和乱用的空间,腐败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有效的监控。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追求实质法治,更要重视形式法治。维护宪法权威和保障宪法实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要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不仅努力建设法治政府,使政府的施政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监督,违法必究,即实现法治行政,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权力在服务经济社会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功能;还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更要加强政党执政的法制化建设,把我国的政党执政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我国的政党执政行为真正纳入到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的轨道。我国不仅要努力推进国家政权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进程,更要大力推进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进程。以政党执政的法制化带动国家政权运作的法制化,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可供选择的一条实现路径。

总之,所谓“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问题,不仅文化和政治背景相当复杂,而且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和深入研究,并不是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绝不是像有些宪政论者主张的那样简单,“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确立宪政目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通过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新民主政治体制,丰富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旗帜是“人民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是“社会主义宪政”。

 

作者:陈红太,男,195611月生,黑龙江省海伦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本文写作于2007年,2008年做过修改。投稿于曾发表多篇宪政文章的《法学》杂志,未见发表。

其学历情况:1973-1976年在海兴人民公社文化站工作;1976-1978年就读绥化师专美术专业;1978-1980在北安市第六中学任语文教师; 1980-1987年就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导师吴乃恭先生,主攻中国古代思想史。1987-200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1988-1990年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副主任;1988-1995年任中国政治教研室主任;2002年评为政治学教授;2003年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师从张晋藩先生,攻读法制史专业博士学位;2005年评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200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74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现职为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自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以来,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府政治与政治制度的教学与研究,重点关注中国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研究,2004年起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是2005年国家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起草组成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地方和基层政治建设的国情调研工作。发表多部学术专著和几十篇学术论文。代表性论著有:《当代中国政府体系》(2001),《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2002),《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2002),《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概念、总结与探索》(2005),《中国刑律儒家化的标准问题研究》(2006)等。代表性论文有:《谈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1990),《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的现状、倾向与选择》(2002),《从老子的认知方式解读老子道德的含义》(2002),《从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看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阶段特征》(2003),《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贡献》(2003),《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2004),《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2006),《回应三大挑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2007),《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2008),《关于民主普适论的四点认识》(2008)。

近年来,陈红太出色完成了中央交办的课题和研究任务。20042005年参加由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课题组,为写作组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参加了白皮书发布后的理论阐释以及系列民主政治文章的写作。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现正在主持实施中国社科院重大研究课题“中国地方政府职能建设的区域差异研究”和国情调研重点课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典型案例调研和对策研究”。

支持‘重庆模式’,不赞同‘宪政’。陈红太研究员曾完成长篇报告《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另外,最新一期《党建》杂志以笔名“郑志学”发表的《认清宪政的本质》引起较多争议,因与陈红太《关于“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主张的几点认识》基本雷同,应为陈氏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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